(相关资料图)

每经评论员 杜恒峰

8 月 9 日收盘，新股 N 盟固利（SZ301487，股价49.60元，市值228.0亿元）大涨1742.48%，盘中最大涨幅甚至达到了3699.8%；10日，盟固利以54%的跌幅开盘，盘中虽有回升，但收盘时仍下跌49.4%，相比发行价的涨幅也从17倍降至8.3倍。如此大的涨跌幅，显然和基本面无关，一度上千倍的市盈率也谈不上价值发现，这只是资金博弈的极端结果；打新中签的投资者一手赚取数万元，高位跟风接盘者损失巨大，这本就是股票市场风险的一部分。因此，盟固利的大涨大跌，不必归咎于投资者不理性，也无需过多渲染其财富效应，理解其内在的机理比热闹的表象显然更为重要。

从概率来看，打新股仍然是赚取高额回报不可多得的好办法。笔者统计发现，2020年8月创业板实施注册制以来，沪深两市总计有1228只新股上市，其中首日收盘价相比发行价有正回报的有1101只，占比高达89.9%。值得注意的是，127只破发新股当中，跌幅最大的为36.04%，平均跌幅为13%，而上涨个股的平均涨幅为119.7%。

在2022和2023年，新股不败神话被彻底打破，当年破发率分别为22.9%、18.5%，但新股“九胜一败”“八胜二败”的概率仍在，且胜的预期回报率数倍于潜在损失。当新股上市首日大涨成为普遍预期的时候，预期就会自动实现。那些新股没中签、有资金优势、愿意承担更大风险的投资者，他们基于这种大概率在二级市场追高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
现有IPO规则也有利于上市首日股价走高。首先，在定价环节，线下投资者的报价决定了发行价，但线下报价者是机构或个别高净值投资者，更多的个人投资者未参与报价，即部分需求未得到满足；其次，在发行环节，投行需要包销，新股发行不会失败，同时部分项目中介机构还有跟投义务，这在压实中介机构责任的同时，也隐含了一种“担保”，极大地减少了打新的风险；第三，上市首日的流通盘通常都较小，少量资金也可能引发股价的剧烈波动，比如盟固利10日收盘总市值为228亿元，但流通市值只有27亿元；此外，IPO节奏放缓等偶然因素也对新股有较大影响，除了盟固利，9日和10日沪深两市还有另外3只新股上市，其中两只涨幅超过2倍，另一只也接近翻倍，表现远好于2021年以来其他时段的新股。

尽管新股股价的剧烈波动有其客观成因，但对整个资本市场来说，这仍然是一种资源的损失，比如大量资金涌入新股，炒作结束后又迅速离场，这可能分流存量老股的流动性，不利于其价值体现；首日的炒作严重透支未来增长空间，此后一路走低的股价对上市公司也有巨大压力，分散企业管理者的注意力。要减少这种效率上的损失，注册制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仍潜力巨大，比如在定价上，价高者得应当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，让买卖双方充分博弈；跟投制度可以适当放松，让投行可以更为专注地提供中介服务，而不用分心于上市后的股价走势，若担心投资者不成熟的问题，可以对打新设置新的适当性要求，比如投资年限；在首日新股供应上，风投机构手中的老股可以基于特定规则增大供应，以平衡市场供需；另外，IPO发行节奏上，应当给予市场更明确的预期。

在盟固利之前，上市首日盘中就达成“10倍股”的新股有6只，相较首日最高价，目前这些股票跌幅最小的也有40%，最大者跌幅更是超过90%。风物长宜放眼量，股价跟随企业价值增长才是有机的增长、可持续的增长，更有效的IPO定价能够让更多的投资者共同分享上市公司的增长，这值得相关方思考。